電子證據概念的定義是什么？電子證據采用標準有哪些？

一、電子證據的審查內容

(一)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取證方法是否符合相關技術標準;

(二)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附有筆錄、清單，并經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沒有持有人(提供人)簽名或者蓋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對電子數據的類別、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是否依照有關規定由符合條件的人員擔任見證人，是否對相關活動進行錄像;

(四)電子數據檢查是否將電子數據存儲介質通過寫保護設備接入到檢查設備;有條件的，是否制作電子數據備份，并對備份進行檢查;無法制作備份且無法使用寫保護設備的，是否附有錄像。

二、可以做電子證據保全嗎

可以做電子證據保全。

非傳統的電子證據保全有兩種，網絡公正保全和電子文檔管理。網絡公證，是指由特定的網絡公證機構，利用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對互聯網上的電子身份、電子交易行為、數據文件等提供增強的認證和證明以及證據保全等的公證行為。

電子證據

信息時代變革的節奏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的存在與取得方式的飛躍使證據學研究乃至證據立法面臨諸多考驗。在證據信息化的大趨勢下，以計算機及其網絡為依托的電子數據在證明案件事實的過程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種以新的形態出現的證據形式在證據法律實踐與理論研究中的有識之士定義為電子證據。

電子證據為了進行電子證據的研究，避免發生認識上的混亂，只有精確地理解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講，電子證據概念的內涵應當是電子證據所反映的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總和;電子證據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電子證據內涵的客觀事物的總和。邏輯學沒有必要明確回答電子證據的內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但是電子證據學的首要任務就是明確電子證據的概念。如果不能掌握電子證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能正確制定電子證據的規則、原則，電子證據的可采納性、證明力、歸類及其審查判斷等方面的研究也難以做到有的放矢。因此對電子證據的研究首先從概念開始。

對電子證據概念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

概念1：網上證據即電子證據，也被稱為計算機證據，是指在計算機或計算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以其記錄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電磁記錄物。

概念2：電子證據是指訂立合同的交易主體通過網絡傳輸確定各方權利義

務以及實施合同款項支付、結算和貨物交換等的數碼信息。

概念3：電子證據是以通過計算機存儲的材料和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一種手段，它最大的功能是存儲數據，能綜合、連續地反映與案件有關的資料數據，是一種介于物證與書證之間的獨立證據。

概念4：電子證據是存儲于磁性介質之中，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的訴訟證據。

概念5：電子證據是以數字的形式保存在計算機存儲器或外部存儲介質中、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數據或信息。

由于電子證據的研究在司法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還是一個新課題，因此對電子證據的概念一時難有定論。令人欣慰的是，的研究者雖然對電子證據的理解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對電子證據的本質屬性卻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這就為進一步的合作研究與交流打下了基礎。

三、電子證據采用標準

電子證據關于對電子證據如何采用，在中國理論界存在爭議，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也不一而足。一種觀點認為，電子證據同傳統證據相比并無特別之處，它們在本質上都同屬于證明的根據，傳統證據的采用標準仍然可直接延伸至電子證據上。有人把這種遵循傳統法律精神來解決電子證據新問題的“老瓶裝新酒”做法，稱為“循傳統論”。另一種觀點認為，電子證據確有不同于傳統證據的地方，法官在審查判斷電子證據的可采性與證明力時必須進行全新的特別考慮。這反映了人們對電子證據的一種特別擔心，似乎隱含有不平等對待電子證據與傳統證據的意味，故也被戲稱為“歧視論”。

其實，無論是“循傳統論”，還是“歧視論”，都有偏頗之處，為國際上立法經驗所棄用。例如，《聯合國電子商務示范法》第9條一方面規定了“

(一)在任何法律訴訟中，證據規則的適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項數據電文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a)僅僅以它是一項數據電文為由;

(二)對于以數據電文為形式的信息，應給予應有的證據力”，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在評估一項數據電文的證據力時，應考慮到生成、儲存或傳遞該數據電文的辦法的可靠性，保持信息完整性的辦法的可靠性，用以鑒別發端人的辦法，以及任何其他相關因素”。這反映了其制定者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既不以其是數據電文就加以歧視，也不原封不動照搬照抄傳統的認證規則。又如，分別制定有名為《1983年計算機證據法》、《1998年統一電子證據法》與《電子證據規則》等單行電子證據法的南非、加拿大與菲律賓，都只是對電子證據采用標準作了相對具體的注解，而未曾增加特殊條件的規定。

既考慮電子證據的特殊性，又不在可采性與證明力方面予以差別對待，這才是一種正確做法。依照中國的學理意見和法律規定，七大傳統證據的采用標準通常可歸納為關聯性標準、合法性標準與真實性標準。顯然，確立中國的電子證據采用標準絕不能拋開這三個標準另起爐灶，但同時應該有所變通。

具體來說，判斷某一電子證據應否被許可采納，主要看它同待證事實是否有一定的聯系、在形式上是否屬實以及其生成、取得等環節是否有重大違法;判斷被采納的那些電子證據的證明力大小，則主要看它在實質上的可靠程度如何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如何。誠然，上述尺度并非同等的重要。鑒于電子證據所依賴的計算機系統容易遭到攻擊、篡改且不易被發現，以及電子證據本身容易遭受修改且不易留痕，對這種證據的真實性審查，無疑具有特別的意義。

四、電子證據在仲裁、訴訟中如何認定呢?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再加上資源的日益匱乏，環保的呼聲日益高漲。無紙化辦公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青睞。隨著無紙化辦公的日益普及，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在勞動爭議案件中會有很多的電子證據，但是，電子證據在仲裁、訴訟中如何認定呢?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今天，和朋友們聊聊無紙化辦公存在的取證、法律隱患及應對措施。

我們先看一則案例：

北京某能源公司一貫秉承綠色節能環保的經營理念，在自動化辦公方面表現尤為突出，所有采購、物流、銷售、人事管理等管理環節均實行無紙化辦公(OA系統)。在該公司內部，不僅文件的上傳下達采用電子郵件方式，連通知、公告這些重要文件也是在OA系統內進行。

2014年9月23日，該公司銷售主管王某因不滿總經理對其工作進行批評，且由于王某的工作一直得不到總經理的認可，遂后王某通過電子郵件寫了一封言語激烈額辱罵信，并通過公司內部電子郵件系統發送給總公司董事長。此次，該公司總經理知曉該事情后，通過內部郵件系統向王某的郵箱中發送了《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解除理由為：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并要求該銷售主管王某立即辦理離職手續離開公司。王某離開公司后向當地勞動仲裁部門申請仲裁，申請確認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系違法解除，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條之規定：“在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本案中，鑒于王某的違紀行為是通過網絡作出的，盡管公司可以申請公證機關對電子郵件存在于公司電腦的事實進行公證，但這種公證并不及于王某作出了該違紀行為。王某在庭審過程中堅持自己沒有發出該郵件，同時，不排除公司網絡部門經人授意誣陷的可能。對此公司無法對電子證據自身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的認定、相互之間關系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佐證己方主張，因公司無法證明辱罵信系王某本人發送，公司的舉證不能得到認可，因此，應承擔不利后果。

對于上述案例，希望HR能夠引起諸位的注意，如在你們的工作中遇到類似情況，建議如下：

第一，與違紀員工進行談話確認違紀行為系其本人作出，并做好相應記錄。

第二，據此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

第三，《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交由違紀員工本人簽收或郵寄送達。

無紙化辦公條件的日益普及，催生了勞動爭議案件中諸多的電子證據，關于電子證據效力認定問題，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16條規定：“視聽資料包括錄音資料和影像資料。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錄音資料和影像資料，適用電子數據的規定。”

但是，鑒于電子證據可刪改性較強，尤其勞動爭議案件中涉及OA系統及企業郵箱中的電子證據，用人單位可自行通過后臺操作系統進行修改，因此，所涉及的電子證據不宜單獨作為定案依據，亦不宜僅以是否經過公證程序而判定效力，應結合當事人的陳述、書證、視聽資料等其他證據綜合分析得出結論。因此，手機短息、QQ聊天記錄在仲裁、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適用。但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電子形態的證據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只有與其他相關證據佐證時，才具有較強的證明力。

溫馨提示：

(一)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電子形態的證據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只有在和其他相關證據佐證時，才具有較強的證明力。

(二)對電子郵件等電子形態的證據進行公證，只能證明某種事實結果，不能證明行為過程，而證據所需要證明的就是行為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