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發女兒給媽媽當“媽媽”！“隔”與“融”的空間她這樣陪伴患認知癥的老人

像所有的認知癥患者家屬一樣，等我們感覺到事情不對頭時，老媽早已在病魔的偷襲下失去了往日的優雅：

2007年正忙于工作的我，有時一天里會接到她好幾個電話，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家里燒飯的鍋，鍋把兒開始“殘疾”，因為她忘了關火;

把鑰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門就出去云游了;

貌似坐在沙發上認真讀報，仔細一看，卻原來那張《參考消息》頭朝下……

她不再是考大學時看錯表提前交卷的學霸，也不再是說一口流利法語、曾在新華社駐外工作的女強人，她就是一個大腦衰退得讓人擔心的77歲的老太太。

我們只能更多地回家陪伴她。紫竹院的河開了，我們拉著她去嗅早春的氣息;玉淵潭的櫻花開了，我們假裝去日本賞櫻;景山公園遍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團，咱們也去看紅火，看看她是否也能張開嘴;院子周邊的街道，我們每次挎著老媽遛彎都走不同的路……

我帶著她涂色、下跳棋、做數獨;我還假裝幫她給朋友寫信，甚至我還帶她去看了初戀男友!

那天昏黃的路燈下，那位老人佝僂著身子走了出來，他看到媽媽，一把拉住了她的手。看到兩個老人手拉手蹣跚地走在我的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動不已。可老媽已然失去了和他對話的能力……

她離不開衣柜了

認知癥發展到中期后，老媽離不開床旁邊的衣柜了。

一次，我帶上媽媽、保姆，三人打車到我家。夜里，她躺在干凈、軟和的被子中，望著我說：“我不習慣睡在外面。”然后念念叨叨，要回家。彼時，已經晚上9點過了。但我看她這架勢，怕是一夜都不肯睡了，只好讓她起床穿衣服，叫了出租車，再把她送回家。一來一回，花掉小200元。

保姆說，在你家她沒有衣柜可收拾。

老媽開始倒騰衣柜，至少有兩三年了吧?先是藏存折、藏身份證、藏錢?！都t燈記》日本鬼子鳩山曾說：“一個共產黨員藏的東西一萬個人都找不到。”這話真是再正確不過。最終，我老媽找不到她自己藏的工資折了!當然，她不會怪她自己，而是懷疑有什么人偷了。

待我們用“苦肉計”“調虎離山計”“買一送一”等N多計，使她終于接受了保姆后，生活費就由我每周交給保姆，老媽實際就不再需要什么錢了。開頭，她還會想起打電話找我要錢，我就把大鈔換成零鈔再給她。她拿著一摞錢，以為是很多錢(她已經數不清了)，心滿意足地又藏到某個旮旯里。

漸漸地，老媽不再主動給我打電話，我知道她已經失去打電話的能力了。偶爾，她也會說，“我沒錢了”，但說完馬上就忘了，不會再記得向我要錢。

手中沒錢的老媽，開始了另一個藏匿游戲，就是把手紙撕成一截一截的，藏在衣柜里、枕頭下，甚至塞在身上。我們給她洗澡的時候，一脫衣服，就會像雪片似地掉出一堆來。甚至半夜三更，她把廁所的卷紙拿到臥室去，撕好后藏進床邊的大衣柜“堅壁清野”。

如果這樣撕紙、藏紙，能讓她覺得安心話，就讓她撕吧。有些時候，我和弟弟妹妹打配合：一人給她洗澡，另外一人就趕緊打開衣柜往外扔東西!

老媽不能留在我家，是因為她無法在這里干她翻衣柜的“工作”，這說明她還能意識到自己是在我的家中，她還沒有完全喪失自我意識，沒有失去人/我之間的分辨力，這難道不值得慶幸嗎?

回家吧

老媽“穿越”的日子越來越多了。

散步時老媽的話特別有意思：明明走在北京的馬路上，她偏指著路旁的大樓說，“我小時候在那后面做功課”;剛才她還說自己在解放區呢，一轉眼又到了巴黎，還非說自己的衣服是巴黎買的，一筆勾銷了我們的孝心(這幾年，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們給她買的)。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老媽就總是叨叨著回家。有時是請求的口氣：“回家吧!”有時是命令的口氣：“回家!”有時是遲疑的口氣：“什么時候……回家?”

說回家的時候，大都就是在她的“家”里。那個大院，她住了差不多50年，三次搬家，只是從一個樓搬到另一個樓而已?，F在住的這套房子，她也已經住了25年，里面的陳設，還和老爸過世時沒什么兩樣。

但她還在叨叨“回家”，她想回的“家”到底是哪里呢?

趁著她還能走得動，趁著她的兄弟姐妹還健在，我們要帶她回南方老家去!看看熟悉的鄉音、舌尖上的美食和故鄉風物，能否喚回她的記憶。

終于熬到高鐵從北京到了蘇州，大舅已經派了車子來接我們。車子駛進了常熟，我不斷地告訴老媽我們到了哪條路哪條街，還讓開車的司機用家鄉話和她說，大多數時候，她默默地坐在后座上，仿佛這個地方和她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在常熟的四五天中，我始終無法確認老媽是否知道她回到了家鄉。

在方塔公園，老同學們操著家鄉話聊天。突然，老媽跟著林阿姨說了一句家鄉話。

有次在虞山下散步，走到家鄉新修的圖書館前，望著“常熟圖書館”幾個大字，老媽似乎恍然大悟，自言自語道：“我在常熟啊!”

小表弟結婚，請來許多親朋好友，也包括我家老宅的鄰居們。一個中年婦女來到老媽身邊，跟她說：“我是‘三姑娘’的女兒啊!”

“‘三姑娘’?”老媽立刻起身，熱情地和對方握手，“你還好嗎?”那一刻，雖然也許老媽錯把三姑娘的女兒當成了三姑娘，但那高興和熱情，顯然已經連接到了逝去的往昔，逝去的童年。

“回家”對老媽而言，或許已經變成了一種“形而上”的意義，而不是回到家鄉、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這樣具體的“形而下”的概念。甚至，她會在瞬間就已經忘了自己身處何方，“回家”又有何意義?

但，人生難道不是由“瞬間”組成的嗎?內心有過回到家鄉的“瞬間”，難道和沒有完全一樣嗎?難道這樣的“瞬間”不是老媽沙漠般心靈中的一粒金子嗎?

返京那天，在旅店吃早餐，我看到有現煮的小餛飩，忽然心里一動，覺得應該給媽媽要一碗。小餛飩是家鄉最平常的吃食，皮薄餡嫩湯鮮，極薄的皮捏出褶子在飄著蔥花的湯里，就像魚尾擺動。江南出絲綢，人們就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縐紗餛飩”，很有點名氣。

誰知道一開口，我竟哽咽了：“煮一碗小餛飩吧，也許這是我媽媽最后一次吃家鄉的餛飩了。”

“隔”與“融”

每天，我拉著老媽的手，像兩個游魂一樣在小區中游蕩。低頭看到路邊花圃中新開的花朵，我感動于大自然之美;抬頭看到巴掌一樣梧桐樹葉，一天比一天寬闊，我對生長的力量充滿驚奇。我總是很興奮地把我的發現指給老媽看，但她沒有驚奇，亦沒有欣喜，一臉不為所動的木然，仿佛生命的美麗，已然與她無關。

晚上，在燈下，我拿出iPad或者紙張蠟筆，希望她能隨意涂鴉，去發現創作的樂趣。但她遲疑再遲疑，即使把筆握在手里，也遲遲不肯落下。偶爾劃拉了一兩筆，我看到些微的驚訝像青萍之末的風一樣快速地從她臉上掠過，迅速消失在皺紋間。然后，她又像雕塑般僵在那里，不管我怎樣說“媽媽，你看，這是你畫的，真漂亮”，她都少有再次嘗試的動力。

我主動地“刺探”，希望能用自己的好奇，打開她記憶的倉庫。但我們兩個，一個好像莫希干人，一個仿佛說的是斯瓦西里語：

巴黎你最喜歡什么地方啊?

睡覺。

你喜歡日內瓦還是巴黎?

第一次嘛，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你覺得云南怎么樣?

里面有很多材料，學生。

什么樣的學生?

寫得漂亮。

誰寫得漂亮?

豬肉。

哪兒來的豬肉?

有的老師說“知識分子……”(笑)

知識分子怎么了?

一條條的。

一條條的什么?

把他……跟著念書……偷著走……

去哪里?

(她不耐煩了)這不都是新買的嗎(指著遠處)……

我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在“大姐”“材料”“偷著走”“學生”“漂亮”“知識分子”這些詞語的磚塊之下，埋藏著老媽的過去，但她已經失去了人生的圖紙，無法把它們聯結起來，變成有意義的東西了。

2009年的“五一”，照顧媽媽的保姆請假回家了，我得全天候地照顧老媽8天。

果然，我就發現了老媽也有《聰明的照護者》一書中所說的“日落綜合癥”。

《詩經》有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F在可好，日之夕矣，老媽怒矣——每到日落時分，老媽就陷入糟糕的情緒當中，非發一陣脾氣不可。如果你不理她，她就叫罵不止，或者使勁地拍桌子拍床。

記得一天傍晚，當老媽在發作中罵出“什么玩意”時，我難過地哭了。

好在我有點心理學知識，知道這種情緒的變動可能與光線漸暗引起認知癥患者內心不安有關，甚至是一種大腦的生化反應，不是她故意要這樣。

當老媽第二天又開始發作時，我不再“認領”老媽的辱罵。我情緒穩定了，似乎對她也有某種示范作用，她的叫罵聲小了很多，發作時間也短了很多。

我總結了一下去和群里的朋友分享。

第一步，我叫它“心理區隔”，就是在患者發作罵人時，一定不要“認領”，千萬別犯傻把他們的氣話當真。

第二步，我稱之為“物理區隔”，就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離開他/她，讓他們單獨待一會兒。認知癥患者感到自己對生活失去了控制，會有很多挫敗感、焦慮感和恐懼感，憤怒其實是由這些感覺轉化而來。心理學上有句話，叫“憤怒不是第一感受”，因為憤怒之前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別的。

第三步，就是“積極傾聽”了吧。當他/她平靜下來，給他們機會去說。

“隔”與“融”兩個字，有一半兒是一樣的——“鬲”是一種古代炊具，形狀像鼎而足部中空——或許就是說，照護者需要很大、很大的心理空間，去接納認知癥患者吧。

觸摸媽媽

我有時也感到委屈，尤其是她拍門、拍床，表達她的不滿時。

雖然知道這是她病態的表現，但我心里的火苗還是“噌”地點著了。我心里在說：“我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來陪你，你一點兒都不知道珍惜!”突然一下，我就覺得興味索然，情緒低落，再也不想在媽媽身邊待著了……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超越這個委屈。我仿佛可以聽見無數的人這樣教育我：

她是病人，你不能把她當成正常人來對待。

她是你媽，她生了你養了你，現在她生了病，你應該放下一切來陪她。

她還能活多久啊，你的日子長著呢，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討厭這些貌似正確的聲音。我不是圣人，我受不了這種沒事找事、假裝耐心、雞同鴨講、沒完沒了的陪伴了。我想閱讀，我想寫作，我想備課，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為什么我要為一個精神上已經荒蕪的人犧牲我的創造力?

委屈，真的很委屈。不知道哪一天，我真能修煉到放下自己的委屈，全心全意地給她當好“媽媽”?

但是，我不得不努力地扮演好“媽媽”這個角色，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她，比如哄睡。

在這張她平時睡的單人床上，我選擇和她對頭躺著，不光是因為床的尺寸小，我還“別有用心”：這樣我可以觸摸到她的腿，可以輕輕地撫摸和拍打她，好讓她感到安心，不會“鬧”。

我就這么輕輕地摸著她消瘦的腳踝，每當她發出一些聲音表示煩躁時，我就會改為有節奏地拍打，就像女兒小時候哄她入睡時一樣，只不過那時候是把女兒抱在懷里，輕輕地拍著她的后背。

媽媽真的就安靜下來，不再出聲。我悄悄抬頭去看，發現她已經睡著了。

我不曾記得媽媽對我有過這樣親密的愛撫。擁抱?親吻?摸摸我的腦袋?摟摟我的肩膀?拍拍我的背?

我1歲零9個月的時候，爸爸媽媽調進北京外交學院學習，準備將來出國工作。我被送到了外婆家?？?歲的時候，父母將我接回北京，送進幼兒園。還沒等我和他們“混熟”，他們就消失不見了——他們背負著“重任”，去那些對他們而言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工作了。

等到我10歲時媽媽回國生妹妹，她已經變成一個陌生人：她穿著從國外買回的無袖連衣裙，燙著一頭卷發，和當時國內提倡的“艱苦樸素”作風差了十萬八千里，我甚至羞于和她走在一起。

插隊時媽媽寫給我的信，基本上都是囑咐我“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像《人民日報》社論一樣，不帶私人感情。

我長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樣渴望媽媽溫情的擁抱和觸摸，但內心深處，我猜這份渴望就像長明火一樣不曾熄滅。

幫媽媽洗澡，我開始觸摸到她的身體。我不知道，命運這樣安排，是否是借著病魔來打破母女間僵硬的界線?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孟平告訴我們一句話：Counseling is touch life ，“心理輔導就是觸撫生命”。我很喜歡“touch”這個單詞，它可以譯為“碰”“觸碰”“接觸”“觸到”“打動”。

一次帶媽媽去修腳，完事后師傅和我一起給媽媽穿襪子。師傅拿起媽媽的襪子，感慨了一聲：“老太太的襪子這么白，有福氣啊!”

我好奇地問：“您從襪子中能看到什么嗎?”

修腳師傅說：“一個老人被照顧得好不好，從襪子就能看出來。有些老人的襪子，就跟泥鰍一樣。”

父母在，不敢老

老媽的內心世界越來越像個“黑洞”，她一生的生命故事，她經歷過的酸甜苦辣，她現在的種種感受，都被吸進了這個黑洞。

每次回家，保姆都會問媽媽：“你瞧瞧是誰回來啦?你認得她嗎?”陪媽媽在樓下散步時，阿姨們也會問我媽：“你知道我是誰嗎?”

人們總是喜歡問認知癥患者“你知道我是誰嗎”，也許是出于一種好意。但是我在想，媽媽愿意不愿意人們老是這樣問她，還被糾錯呢?

也許，我應該像龍應臺那樣，每次去養老院看望媽媽，都這樣打招呼：“媽媽，我是你的女兒龍應臺，我來看你了”——而不是再問媽媽“我是誰”“我是你姐姐還是你女兒”。

“最漫長的告別”，記不得哪本書里這樣形容認知癥患者和他們親人的別離。

如果親人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離世，這樣的痛苦真的是天塌地陷。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準備，卻要眼看著親人身體猶在，心魂卻已飄然遠去，那又該是怎樣一種痛苦呢?

我分明已經真真切切地感覺到，她的心魂正在漸行漸遠。我回家的時候，她還會露出笑容，不過直覺告訴我，她并不是在對著“我”——她的大女兒笑，而是對著一個向她表示友好的人笑。

和她并排坐在沙發上的時候，她其實已經“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原本就不太會主動親近孩子的媽媽，現在的情感就像秋冬時節的沙漠河流一樣，正在變得越來越細，不知道哪一天就會徹底斷流。

媽媽的心臟、血壓都很正常，也許還能活很久，但我們怎么才能留住她的心魂?怎么才能讓她的情感不要像馬航的MH370那樣失聯?

這兩年，為了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媽媽，我已經放下了許多我想做、能做、樂做的事情。這個學期，我甚至停了在北師大開設的“影像中的生死學”課程，有學生在微博上說“這個消息很殘忍”。

我生命的沙漏已經倒了過來，生命的終點也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了。我現在是多么的分裂：在精神上，我仍然保持著一種活躍，仍然充滿著求知欲與好奇心，仍然時常能冒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創意。但我的軀體背道而馳。我能清晰地感覺到腳步一天比一天沉重，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有效工作的時間一天比一天少。這種分裂令我非常痛苦。我不太在乎頭發是否白了，臉上的皺紋又增加了幾條，但我真的在乎怎樣“活著”，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謂的“垃圾時間”。所以，當我不得不在生命的天平上，減去能發揮潛能的砝碼，將它們放在照顧媽媽一邊時，心理難免也會失衡啊。

院子里的那些老頭老太太，只看到我照顧媽媽時的“孝順”，在他們眼里，我仍然是個孩子。他們不知道這個孩子也過了60歲，不僅要照顧媽媽，也要面對自己的掙扎和病痛，還要照顧其他親人。

臺灣導演楊力州拍了《被遺忘的時光》，這部關于認知癥老人的紀錄片居然沖上當年臺灣電影的TOP 10。他說，當初并沒有打算拍攝這個題材，但那天，當他即將離開老人院時，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來送自己八九十歲的父親入院，辦好手續準備離開時，患認知癥的父親突然明白了什么，對著兒子大吼：“我到底做錯了什么，你要這樣對待我!”頭發斑白的兒子，只好哭著將老父親帶回家。

先生從臺灣帶回一本書送我，書名就叫做《父母老了，我們也老了》。過去，人活七十古來稀，一個人活到了退休年齡，父母多半不在世了。現在，從職場退休后直接到父母家上班的比比皆是!六七十歲的老人，照顧八九十歲的老人，這將是老齡社會最典型的場景，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有著孝文化傳統的中國。

這樣的場景是很溫馨，還是也會讓人傷感和無奈?

或許有人會說：你媽媽(爸爸)還在，多幸福啊!

不過別忘了，除了少數非常健康的高齡老人，大多數高齡老人已經“返老還童”，需要得到很多的照顧，更別說像我媽媽這樣的認知癥老人了。

隔壁的老人，102歲了，女兒退休后他就搬來一起住。女兒每天3次用輪椅推著父親下樓，一推就是十幾年。好在還是兩代人住在一起，不像我和先生，退休后為了照顧各自的老人，還不得不經常分居。

因為是照顧自己的父母，所以這里的真實感覺是不能為外人道的。留給外人看的，是孝順、是幸福，留給自己的，是勞累，是辛苦。

父母在，不敢老，這是高齡社會對我們的要求。

低頭看世界

不知不覺中，我的媽媽又要變成我的“小媽媽”了?我需要像呵護自己的女兒一樣去呵護她，把她當成小寶貝了?

想起一次去北大醫學部聽王一方教授的課，他給博士生們講《生死哲學》，說到繪本對“類童人群”也非常有幫助。

“類童人群”?呵呵，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怪詞。王教授說，他們是成人，但是在心智上卻是孩子，比如認知癥老人。

老媽正在變成兒童。

明天，84歲的媽媽要上“幼兒園”了，這個智力已經退化到兩三歲的“媽寶寶”，要開始在養老院生活了。

老媽睡下了。我一件件地清點著她的東西：換洗衣服、洗漱用品、常用藥物，最后從柜子上取下一張她的照片，放進包里。

望著地上的箱子、行李包和臉盆，57年前她送我上幼兒園的情景和眼淚一起涌出。

老媽的心，已經是一片深海，我們只能從偶爾涌起的波浪中，窺見一點點她的內心世界。

那天上午，一切都安頓好了， 養老院也的確有幾分像幼兒園：有的老人抱著洋娃娃坐在沙發上，有的乖乖地坐在放好餐具的桌子邊上，等著吃飯。

廳里的大電視一直開著，對老人們來說，那是一個神奇的、不明用途的魔盒。兩個坐在輪椅里的老人貌似在觀看，但他們太安靜了，安靜得對節目沒有任何反應。中國隊小組出線了，他們沒有歡呼;電視劇里死了人，他們也不會傷心。

我拉著媽媽坐在沙發上，我聽見她用小小的聲音說“回家”“媽媽”。

好在，她在養老院還比較適應。在護理員的照料下，媽媽送走一個個白天和黑夜。她度過了85歲生日。

以前去養老院看媽媽，盡管她已經認不出我，但我還是很少感到難過。但后來去看媽媽，我常常會感到難過，感到不忍。

最難以接受的是媽媽不再抬頭。上網查，知道到了“極重度認知功能下降”階段，也是認知癥的最后一個階段，就會出現“走路要人扶，甚至坐不穩、不能抬頭或微笑、肌肉僵硬、出現不正常的條件反射” 等癥狀。

妹妹給媽媽按摩頸椎，似乎按摩過后會有一點點好轉。但第二天再去，媽媽的頭低得更深了。任何的醫療行為都會讓她無比恐懼和煩躁，我們不再奢望通過治療與矯正讓她“好”起來。

她總是緊緊地抓住自己的衣角——就像一個嬰兒抓牢自己的慰藉物一樣，那是她讓自己獲得一點點安全感的辦法。

不再抬頭的媽媽，除了會更加孤獨外，維持身體的運轉也成了一個問題。進養老院之前，她就不太會自己吃飯了，現在喂飯的難度又晉級了：如果和她坐在相同的高度，很難用勺子把食物送進她的口中。為此，養老院專門買了小板凳，這樣喂飯的人就可以坐得低一些，以45度角把勺子上的飯喂進去。喂飯的過程中，還得把不斷低頭的媽媽，一次次抬起來往沙發背上靠。為了找到合適的角度，護理員甚至擠到媽媽坐的沙發上，或者把媽媽的腿放在自己的腿上，這樣讓她能多喝幾口粥、多吃幾勺飯菜。

睡眠、吃飯、保持身體的清潔、走路，這些維持肉體生命最基本的需求，現在對媽媽來說，每一件都困難重重。

媽媽“入園”一年多了，我送給她一件特別的周年禮物——“口水巾”。我去嬰幼兒用品店找這個東西，賣家問我：“是多大的孩子啊?是您的孫子吧?”

我怔住了，片刻才實話實說：“是，是給老人家買的。”

曾經設想過，媽媽終有一天不能走路了，卻從未想過在不會走路之前，她先不能抬頭了。這事兒發生的似乎很突然，仿佛一夜之間，媽媽就決定再也不抬頭正眼看這個世界了?，F在，無論走路、吃飯、還是坐在沙發上打發時間，她都低著頭，脖子基本上彎成90度。原本對著前方的嘴巴，如今變成了對著地面，于是地心引力就把涎水給引出來了。

與媽媽不再抬頭同時發生的，是她的定向功能喪失。媽媽走路時已經無法避開障礙。如果不拉住她，她會一直走到墻角、走到坐著的其他老人椅子前、走到綠植葉子當中……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奧地利哲學家讓·埃默里曾經探索過病痛和衰老中的“自我”，他說，當自認為是“自我”的那個自我崩塌時，“身體，或者說是顯現出來的身體感覺，攫取了塑造自我的最高權能。”

由于長期低頭，媽媽右眼瞼出現了水腫，且漸漸地厲害起來，看上去隨時都可能破潰。

我們不能讓她的脖子重新支起來，只能想辦法讓她放平身體，讓脖子得到休息，讓臉部不要向下。過去媽媽中午并不睡覺，現在中午必須要把她“放倒”，無論如何也讓她躺下來。

從生物屬性上，現在媽媽無疑還活著，但生命與生命之間語言的連接已經斷掉，身體之間還能“通信”。給她按摩，摟著她，拉住她的手，就是我們給媽媽發送的密電碼。

告別

在西班牙，當地時間深夜兩點多鐘，我被電話鈴聲驚醒。我聽到了話筒里急促的聲音，我知道最擔心的事情可能發生了。

媽媽離世后，我想想就覺得很神奇：從她第一次心梗發作到最后離世，一共10天。她好像就是為了等我回國，從第一次心梗中恢復過來。她給了我最后一次見面的機會。

我把手放在媽媽的額頭上輕輕撫摸，她睜開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我，接著嘴里發出咕咕嚕嚕的聲音。我呆呆地看著她，對于我們來說，和媽媽交流，聽聽她最后的愿望和叮嚀，早已是一種奢望。

我撩開被窩，找到她那只沒有扎針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中。

她攥住了我的手。

我彎下腰，對著她的耳朵，輕輕地和她說：“媽媽，我是曉婭，我是你的大女兒，我從國外回來了，你能認得我嗎?你女兒在你身邊，別害怕……”

老媽的大腦里是個什么狀況?她的內心還有情感流動嗎?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嗎?她害怕死亡嗎?她希望我們為她做些什么嗎……一切的一切，我們都想知道，卻又無法知道!如果說認知癥讓我們生活在平行世界中的話，那么，現在它所筑起的那道透明的墻，則讓我感到絕望!

我輕輕把手抽出來，但分明能感到媽媽不想松手。她雖然沒有很大的力氣，可我還是能感覺到她在拉住我。

幾天后，我們的媽媽，一個從江南水鄉走出來的知識女性，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

送走媽媽，回到家，我決定關上手機睡覺，再不用擔心半夜鈴聲了。

關燈后，爸爸離去的那個夏夜浮現出來。那是1987年7月24日的夜晚，我在媽媽房間里陪她睡覺，黑暗中，傳來媽媽陣陣哭泣。

還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歲的我即將離開北京去陜北插隊。媽媽讓我上床睡覺，自己在臺燈下為我補一件襯衣。我聽到很少表達感情的她，在輕輕地抽泣。

已經半個世紀了。我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