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生態安全典型案例

（一）自毀生態屏障的納斯卡文明

納斯卡文明發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南美洲西海岸秘魯沿海平原沙漠，以神秘的“納斯卡線條”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架渠而聞名于世。一千多年前，這片土地曾經是一片廣闊的河邊綠洲，肥沃的土壤由被稱為“Huarango”的古老牧豆樹根系支撐在一起，養育著當地成千上萬的人。

Huarango樹林是保護沙漠脆弱生態系統的重要屏障，它們牢牢扎根于土地中，能夠避免水土流失、抵御土地侵蝕、提高土壤肥力和濕度、確保灌溉系統的有效性。然而，這種天然防御系統遭到了不可挽回的人為破壞。以劍橋大學為首的英國研究小組的研究顯示，以農耕維生的納斯卡人為了獲得更多農業用地，不惜用幾代人的時間將大片Huarango樹林砍倒，種植棉花、玉米、塊莖等農作物。

納斯卡文明在無休止的砍伐中跨越了生態臨界點，當厄爾尼諾現象來臨時，納斯卡的灌溉系統被洪水所淹沒，逐漸失去農業生產的能力。相關研究表明，在隨后的幾十年間，納斯卡人的嬰兒死亡率突增、成年人平均壽命下降，農作物歉收、干旱等自然災害也接踵而來。最終，在公元500年左右，納斯卡文明走向了滅亡，而這片曾經孕育出燦爛文化的地區至今仍是南美洲最干旱的地區之一。

圖1 納斯卡文明遺址

（二）黃土高原70年生態重建

黃土高原，位于我國中北部、黃河中游地區，面積約64萬平方千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由于過度開發、農業活動增加以及氣候變化等因素，這片土地曾經變得破碎不堪，植被覆蓋率急劇下降，水土流失問題日益嚴重。曾幾何時，黃土高原被聯合國形容為“世界上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其生態環境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后，這片土地的命運開始轉折。一是建設水利工程，實現跨期調水。通過水利工程在夏季雨水量充沛的時候收集雨水，然后在其他干旱的季節進行輸送，改變缺水的現狀。截至2021年，黃土高原上已修建大大小小淤地壩5萬多座，總容量超過100億立方米，不僅有效阻止水土流失，而且保障灌溉用水。二是修建梯田，增加植被面積。據統計，黃土高原地區已建成梯田面積超過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7個深圳市的面積，不僅攔截雨水，減少地表徑流，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增加耕地面積，提高土地肥力。三是實施退耕還林，恢復植被面積。干旱少雨的黃土高原培育出了適應黃土高原環境的抗旱樹種，并發明了“魚鱗坑”等節水造林技術，大大提高了造林成功率。如今，黃土高原上的綠色植被越來越多，實現了“由黃到綠”的歷史性轉變。

隨著治理措施的深入實施，黃土高原林草植被覆蓋率明顯增加，生態系統、固碳能力顯著提升。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實施以來，黃土高原林草植被覆蓋率從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植被的恢復不僅改善了生態環境，還提高了土壤肥力，為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控制，入黃泥沙量顯著減少。根據黃河流域水土保持公報，截至2020年底，黃河流域初步治理水土流失的面積，達到25.24萬平方千米，其中黃土高原地區水土保持率為63.44%。在2001至2020年，黃河中游平均輸沙量降至2.4億噸，已達到1000多年前較小的輸沙量規模。這片土地的巨變，重塑了黃土高原生態安全屏障，向世界證明了人類與自然和解的可能性，為世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寶貴借鑒。

圖2 黃土高原前后治理對比

二、生態系統安全案例

（三）“三北”工程45年筑牢北疆綠色長城

我國的東北、華北北部和西北地區被稱為“三北”地區，20世紀70年代，“三北”地區沙漠化土地曾以每年15.6萬公頃的速度擴展，年風沙日數超過80天，流沙壓埋農田、牧場和水庫，切斷了鐵路、公路，制約著三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也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構成嚴峻挑戰。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從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長遠大計出發，果斷作出了在“三北”地區建設防護林體系的重大戰略決策，揭開了我國大規模推進國土綠化和生態治理修復的序幕。

根據我國國情，“三北”工程建設采取民辦國助形式，實行群眾投工，多方集資，自力更生，國家扶持為輔的建設方針。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造林中重視依靠科學技術，大面積推廣“流動沙地飛機播種造林”“旱作林業豐產”“窄林帶、小網格式農田防護林網”“寬林網、大網格式的草牧場防護林網”和“干旱地帶封山育林育草”有關新技術。1985年12月6日，歷時八年的三北防護林一期工程宣告超額完成任務。二期工程建設開始改變單一生態型防護林建設模式，做到農林牧、土水林、帶片網、喬灌草、多林種、多樹種、林工商七個結合，使防護林體系達到結構穩定、功能完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有機結合。三期工程在東北西部到內蒙東部、京津與河北北部、黃土高原、新疆綠洲等地區建成了一批不同等級的區域性防護體系，使三北地區環境質量有很大改善。四期工程以防沙治沙為主攻方向，開展了新農村建設試點、農防林更新改造和重點農區、重點沙區和水土流失區的高標準防護林建設。五期工程啟動20個科學綠化試點縣建設，相繼啟動黃河“幾字彎”攻堅戰，科爾沁、渾善達克沙地殲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阻擊戰。

經過40余年不懈奮斗，“三北”工程基本結束了三北地區沙化土地擴展加劇的歷史，61%以上水土流失面積得到有效控制，45%以上農田林網化，農田牧場得到有效庇護，防護效應使工程區累計增加糧食產量4.23億噸，為農牧業生產提供了有力的生態保障。此外，“三北”工程累計增加森林生物量固碳量、林下土壤固碳量和生態效應固碳量合計23億噸左右，相當于年均固定二氧化碳2.13億噸。無數建設者不懈奮斗，創造了“荒漠變綠洲、荒原變林海”的生態奇跡，從此廣袤的三北大地上，有了一座東起黑龍江、西至新疆，跨越13個省份，東西縱橫4480公里，總面積435.8萬平方公里的“綠色長城”。

圖3 陜西榆林榆陽區萬畝人造林

（四）長江江豚數量止跌回升

長江江豚，以性情活潑著稱，因其可愛的外表被稱為“微笑天使”，已在長江中生活了約5萬年，是長江生態系統的旗艦物種和指示物種，也是目前長江中僅存的水生哺乳動物。長江江豚數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長江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否。然而近40年，長江江豚數量一度急劇下降。20世紀90年代初期，長江大約還有3600頭江豚，2006年銳減至1800頭左右，到了2012年，僅剩下約1045頭。2013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將長江江豚瀕危等級定為“極度瀕危”，受威脅程度僅次于野外滅絕。2017年12月長江江豚生態科學考察結果公布，江豚種群數量約為1012頭，數量僅相當于大熊貓的一半。

為了留住長江精靈的“微笑”，我國堅持“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繁育”三大保護策略，自2020年開始實施“長江十年禁漁”，并于2021年將長江江豚調整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2022年，我國再次開展長江江豚科學考察，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為1249頭，長江干流約595頭、鄱陽湖約492頭，洞庭湖約162頭，種群逐漸得到恢復，年均增長率4.3%，實現了歷史性止跌回升。2023年4月25日，4頭遷地保護區的長江江豚在湖北荊州重回長江干流，這是中國首次實現遷地保護瀕危水生哺乳動物的野化放歸。

如今，湖北石首市天鵝洲的保護區內的長江江豚由最初的5頭迅速增長，到今年已達100頭，保護區被國際捕鯨委員會小型鯨類委員會認定為世界淡水鯨類遷地保護唯一的成功范例。南京長江大橋附近，江邊觀豚已成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微笑天使”江豚終于“回家”。

圖4 遷地保護江豚的野化放歸工作

三、人居環境安全案例

（五）日本水俁病事件

日本水俁病事件是1956年日本水俁灣出現的怪病事件。這種“怪病”是日后轟動世界的“水俁病”，是最早出現的由于工業廢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癥狀表現為輕者口齒不清、步履蹣跚、面部癡呆、手足麻痹、感覺障礙、視覺喪失、震顫、手足變形，重者神經失常，身體彎弓高叫，直至死亡，被稱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

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這里建廠，后又開設了合成醋酸廠。1949年后，開始生產氯乙烯（C2H3Cl），年產量不斷提高，1956年超過6000噸。與此同時，工廠把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廢水排放到水俁灣中。氯乙烯和醋酸乙烯在制造過程中要使用含汞（Hg）的催化劑，這使排放的廢水含有大量的汞。當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后，會轉化成甲基汞（CH3Hg）。這種劇毒物質只要有挖耳勺的一半大小就可以致人于死命，而當時由于氮的持續生產已使水俁灣的甲基汞含量達到了足以毒死日本全國人口2次都有余的程度。水俁灣由于常年的工業廢水排放而被嚴重污染，水俁灣里的魚蝦類也由此被污染。這些被污染的魚蝦通過食物鏈又進入了動物和人類的體內。甲基汞通過魚蝦進入人體，被腸胃吸收，侵害腦部和身體其他部分。進入腦部的甲基汞會使腦萎縮，侵害神經細胞，破壞掌握身體平衡的小腦和知覺系統。據統計，有數十萬人食用了水俁灣中被甲基汞污染的魚蝦。1991年日本環境廳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地因水俁病中毒的仍有2248人，其中1004人死亡。

（六）藍天保衛戰

2013年1月，我國中東部地區發生持續近一個月的大范圍霧霾，面積超140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約8億。那一年，原環境保護部剛開始對全國74個主要城市開展PM2.5例行監測，當時北京出現了5次重度污染過程，京津冀13個城市PM2.5小時平均濃度達到430微克/立方米，全國多座城市空氣質量指數“爆表”。面對人民對放心呼吸的急迫需求，我國開始大力調整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優化城市環境治理結構，打響了藍天保衛戰。

2012—2022年，我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清潔煤電體系，全國燃煤鍋爐和窯爐從50萬臺減少到現在的10萬臺，2700多萬戶農村居民告別了過去煙熏火燎，采用冬季清潔取暖。新能源車保有量達到世界第一。在重點區域嚴禁新增鋼鐵、焦化、電解鋁等產能，提高過剩產能淘汰標準。大幅提升鐵路貨運比例，鼓勵淘汰使用20年以上內河航運船舶。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度，達不到排放標準的堅決依法整治。加強揚塵、露天礦山整治，完善秸稈禁燒措施。嚴格環境執法督察，開展重點區域秋冬季大氣污染、柴油貨車污染、工業爐窯治理和揮發性有機物整治等重大攻堅。完善法規標準和環境監測網絡，強化信息公開和考核問責，動員全社會力量合力保衛藍天。

我國是第一個治理PM2.5的發展中國家，也被譽為全球治理大氣污染速度最快的國家。十年來，我國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了56%，重污染天數減少了87%，2024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例降至0.9%。柳葉刀倒計時亞洲中心有關中國人群健康與氣候變化聯系的報告指出，中國近年來的大氣污染治理使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死亡的人數減少了9萬人。聯合國環境署評價北京創造了特大城市大氣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跡”。

圖5 北京市霧霾天氣前后對比圖

（七）提升水環境質量保障居民飲水安全

水是民生之源。在我國，水污染問題日益嚴峻，已成為影響生態環境質量、人民健康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有效應對這一挑戰，國家從立法、監管、治理及公眾參與等多個層面出發，采取了一系列綜合措施，力求實現水環境的根本改善。

自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實施以來，我國逐步構建起一套較為完善的水污染防治法律體系。該法不僅明確了各級政府、企業和公眾在水污染防治中的責任和義務，還規定了水源地保護、污染排放標準、污染防治措施、監測與監督等內容。此外，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還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等一系列配套法規。面對復雜的水污染問題，我國采取了多種治理手段，力求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劃定并嚴格管理飲用水源保護區，禁止在保護區內從事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動；推進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提高污水處理能力，確保城鎮污水得到有效處理；開展農村面源污染防治，推廣生態農業、減少化肥農藥使用、建設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等；實施流域綜合治理，針對不同流域的實際情況，制定“一河（湖）一策”的治理方案，加強上下游、左右岸的協同治理。

“十三五”期間，我國累計完成2804個飲用水水源地10363個生態環境問題整改，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水質達標率提高到94.5%，7.7億居民的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有力提升；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分別從82%和76%提高到88%和83%，2.7億農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提升，171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得到解決，1095萬人告別了高氟水、苦咸水，困擾眾多農民祖祖輩輩的吃水難問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

四、資源開發安全案例　 （八）“河流改道”釀成咸海生態災難

咸海位于哈薩克斯坦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北部交界處，曾是世界第四大湖，水域面積超過6.8萬平方公里。半個多世紀以來，由于受到人類活動的強烈干擾，存在于地球550萬年的咸海迅速萎縮，水域面積不及原始面積的10%，被科學家認為是“地球上最嚴重的生態災難發生地”。

20世紀50至60年代，蘇聯政府提出了“處女地計劃”和“白金計劃”，在中亞干旱和半干旱地區大面積開墾荒地，遷入大量人口，并對阿姆河和錫爾河這兩條咸海的主要補給河流進行改道，建成卡拉庫姆運河和阿姆布哈爾引水渠，用于經濟作物特別是棉花的灌溉。從1960年到1990年，中亞地區灌溉面積從450萬公頃增加到700萬公頃，棉花產量大幅增長，一度成為世界第四大棉花生產區。

由于阿姆河和錫爾河80%以上的水量被截流用于農業生產，咸海入湖水量銳減，水域面積大幅萎縮，湖水含鹽濃度和礦化度急劇升高。1987年，咸海中部干涸，分成了南北兩個部分。到2003年時，南咸海因水位下降又分成了東西兩個部分。2014年的干旱氣候導致東咸海出現600年以來的首次干涸，此后成為隨季節和當年降水量變化的季節湖。半個多世紀以來，咸海面積縮小了90%左右，入湖水量僅為過去的五分之一，而水分含鹽度提高了24倍。

入湖水量的減少和含鹽量的上升，導致原本在咸海湖水中生存的600多種魚類消失殆盡，大面積裸露的湖底鹽堿在風力作用下形成了多發性、高污染的鹽塵暴，不僅使周邊地區大片土壤鹽堿化和沙漠化，還永久性毀滅了60%的新墾區。原來位于阿姆河三角洲內大面積的森林沼澤已經干涸，大量樹木及灌木被徹底破壞。在咸海地區生活的178種脊椎動物中，只有38種幸存下來。此外，隨著咸海對局地氣候的調節作用逐漸減弱，中亞地區的降水量大幅減少，極端天氣頻發，生長季節變短。

咸海生態危機改變了周邊地區的經濟結構，土地荒漠化鹽堿化、河流污染、生態環境脆弱等問題，導致農作物減產、牧場面積減少和生產力下降。咸海漁業捕撈量曾達到每年4萬噸以上，隨著咸海水域面積的萎縮，漁業資源急劇下降，到1982年，商業捕撈已不復存在。過去以漁業為生的小集鎮現今距離水域已經遠達上百公里，不少因湖而興的城市也日益衰落。

圖6 咸海歷年衛星影像圖

五、突發事件應對安全案例

（九）江蘇響水天嘉宜化工特別重大爆炸事故次生突發環境事件

2019年3月21日14時48分，位于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發生特別重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傷、640人住院治療，直接經濟損失198635.07萬元。

事故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時任國務委員王勇率領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搶險救援、傷員救治、事故調查和善后處置等工作。

事發地距灌河僅約2 km，距入海口約12 km，爆炸對周邊大氣、地表水、土壤環境質量造成不同程度影響，事故產生的巨量、高濃度、成分復雜的污染水體嚴重威脅下游河流、海域水環境安全。獲知信息后，生態環境部迅速啟動應急響應，分管副部長率工作組和專家于事發當日抵達現場，指導協助地方政府開展環境應急處置工作。

面對環境應急處置工作的嚴峻形勢和艱巨任務，生態環境部工作組指導地方政府第一時間采取筑壩攔截的方式，徹底截斷匯入灌河各排口，將污染水體控制在化工園區內。同時，在化工園區構筑圍堰，預防強降雨導致污染水體溢流，并充分利用園區內應急池、調節池等空間設施，將爆炸核心區內的2.1萬m3高風險污水轉移儲存。針對不同污染成分、不同濃度的污水，采取分類處置的方式進行處理。通過共同努力，歷經3個月，約47.58萬m3的事故污水全部被安全處置并達標后排放，實現了“不讓超標污水進入灌河，不發生次生環境災害”的應急目標。

圖7 環境監測人員進入核心區采樣圖

圖8 天嘉宜公司事故現場清理前后對比圖

六、全球化挑戰應對安全案例

（十）全球范圍內極端天氣事件顯著增加

氣候變化影響下，全球范圍內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顯著增加，導致干旱、野火等氣候災難頻發，極端降水開始出現在沙漠、北方等地出現。

根據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的數據，2024年8月與2023年同期并列，成為自1940年以來最熱的8月之一，2024年的地球不僅見證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6月和8月，還經歷了北半球歷史上最炎熱的夏季。全球平均氣溫異常值較1991—2020年的平均值高出0.70攝氏度，創下新高，且比去年同期升高了0.23攝氏度。同時，北極海冰覆蓋面積比歷史平均水平低了17%，而南極海冰范圍也減少了7%，這一數值略高于2023年8月觀測到的歷史最低值-12%。原本只會在夏季出現的極端高溫現在開始出現在其他季節。2024年，全球多個地區在非典型季節遭遇了極端高溫天氣。在春季期間，歐洲西南部、北非、東南亞以及巴西的部分地區經歷了罕見的高溫事件，氣溫飆升至40℃以上，增加了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脆弱性，對人類和生物生存構成重大威脅。研究表明，這類極端高溫事件的發生頻率正在提前，并且呈現出空間復合型的特點，多個糧食產區可能同時遭受高溫侵襲，從而威脅到全球糧食安全。

圖9 1979 年至 2024 年期間每個北方夏季（6 月至 8 月）相對于 1991-2020 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異常值

此外，極端天氣氣候事件表現出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復合性特征，比如旱澇急轉，這往往比單一極端事件更具破壞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在全球范圍內，強降水的加強將跟隨大氣在變暖時所能容納的最大水分量增加。

隨著全球氣溫升高，全球許多地區的極端降水和干旱事件的頻率和強度都有所增加。加利福尼亞和非洲之角從多年干旱向突發洪澇轉變，4月16日，阿聯酋迪拜經歷了75年來最嚴重的暴雨和洪澇災害，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嚴重受損，部分區域交通完全癱瘓，并導致4人死亡。5月期間，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在7天內的降雨量達到了300毫米，遠超歷史平均水平，持續的大雨引發了大壩決堤和泥石流等次生災害，導致至少50多人喪生。未來的氣候模式可能更傾向于產生不規則但強度較大的降雨事件。這將使缺乏預警機制和應對能力的地區更加脆弱，全球化生態安全挑戰應對壓力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