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的“經濟內循環”下的中國經濟和企業對策

面對國際關系的新變化，我們要積極轉變認知，主動適應身份變化，充分發揮創造力，繼續加強技術能力和品牌能力，更好地滿足國內需求，并積極形成區域性國際貿易和技術合作，從而在新的起點上行穩致遠，在一個開放的環境和心態下，建立繁榮且可持續的經濟內外“雙循環”。

2020年5月以來，“經濟內循環”的概念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高層多次強調“內循環”釋放了什么信號?這是否意味著國際貿易形勢還會持續惡化?全球化還有未來嗎?內循環下的中國經濟能否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企業應怎樣調整經營策略?本文將從全球化的未來趨勢、內循環的可行性和內循環下的商業特點這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全球化結束了嗎?

全球化時代是否已終結?最直接的答案是“否”。非但沒有終結，隨著數字化的貿易平臺、支付手段和金融交易平臺的興起，全球化程度未來還會繼續加深。不過，全球化的形態將發生本質變化，而我們正在經歷激烈的轉型期。

現代歷史上第一輪全球化浪潮自19世紀20年代開始。因為全球化深刻影響產業鏈的形態，影響不同區域和人群在產業鏈中的分工和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全球化的發展往往會打破局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平衡。當不平衡達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就會經歷階段性的調整期，特別是在地緣關系上發生劇烈的變動和重組。

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這一輪全球化浪潮造成的種種不平衡的直接結果，也標志著長達33年的調整期的開始。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第二輪全球化浪潮中，全球產業鏈的融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占主導地位，貿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日趨鼎盛，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才有所回調。

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這一波國際化浪潮鼎盛的時期完美重合。當時仍處于“趕超”階段的中國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發展出了一種“大進大出” “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并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就。同時，在這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金融資本和全球性企業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全球范圍的資源優化配置，收獲了巨額利潤。

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本土，卻逐漸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大量產業工人失業，或不得不從事勞動生產率更低的職業，生活質量停滯不前乃至下降。終于，在金融危機的重壓和“占領華爾街”的呼喊聲中，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全球化再次回潮。

我國國際貿易近一兩年遭遇的挑戰，雖然有特朗普政府推波助瀾、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本質仍然是這一輪調整的延續?？梢灶A見，在下一個全球性相對穩態秩序建立之前，我國對外貿易很難恢復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種高歌猛進的狀態。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不管是就其發展階段還是經濟體量，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依靠大規模的加工貿易來發展。而下一階段的全球化，也一定是一個更具合作性、更加平衡、講究共贏的系統。因此，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僅是對目前調整期形勢的判斷和回應，也是中國長期發展的必然趨勢。

同時我們也要清楚地看到，技術的發展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退回到“小國寡民”的狀態，全球化的車輪仍會滾滾向前。今年7月份，即使在疫情和地緣矛盾的雙重壓力下，我國外貿出口仍然同比增長7.2%，遠超預期，這意味著過去幾十年建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的全球融合趨勢在短期內無法改變，也不會徹底改變。

數字技術的發展必然會進一步帶來全球性的產業融合，特別是服務業。所以，強調“內循環”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外循環”，甚至不影響“外循環”的重要性。我們要構建的，是國內國際的“雙循環”。也就是說，在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優勢產業，從而更好地參與國家間的貿易和競爭。

目前，地緣政治調整最引人注目的非中美關系莫屬。雖然美國提高關稅和貿易壁壘會增加外貿業務的不確定性，但在大多數領域，中美貿易摩擦尚不足以導致全球市場分裂。最容易爆發尖銳沖突的，是那些可以形成體系性優勢的領域，主要包括：一、需要設定行業標準的行業，最典型的如通信;二、容易平臺化的行業，如TikTok所代表的短視頻內容分發;三、支付、金融和貨幣體系。

中國經濟“內循環”可行嗎?

相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而言，中國經濟具有實現“內循環”的基礎，但單純“內循環”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追求的是在“內循環”為主的基礎上實現“內外雙循環”。中國經濟“內循環”的有利條件在于擁有足夠規模的國內市場和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盡管在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很高，經過過去十年的調整，國內最終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已逐年上升。

另外，從外貿平衡度來看，自2015年起，我國的凈出口額也是逐年下降(見下圖)的，2019年稍有回升。

但是，單純看凈出口額還不足以證明“內循環”是否可行，因為“內循環”不僅要求國內需求和供給總額平衡，還要求國內產出和國內消費需求相匹配。如果我們在某些領域的產能相對國內需求過剩，而另一些領域的需求又沒有國內的供應可以滿足，那“內循環”仍然不成立。為更好地了解這個問題，需要對外貿數據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8年12月發布的關于中國貿易附加值的研究，在2005~2016年十年間，我國出口總附加值(value added)中的外國部分由26.3%降低到了16.6%，下降了9.7個百分點，這個比例低于OECD國家和G20(二十國集團)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在這十年中，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升級速度很快，對國際產業鏈的依存度有所下降。

同時，由國外需求拉動的中國國內產業附加值由2005年的23.5%下降到2015年的16.7%，這意味著中國的產業正逐步從外向型轉為內向型，更多地服務國內需求。更重要的是，總出口中包含的外國進口中間品從2005年的41.8%下降到2015年的30.3%，這說明國內的供應商正在逐步取代國外的供應商，本土化生產的比重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全球產業鏈的整合程度已經呈下降趨勢了。以上變化都意味著，中國經濟“內循環”早就處在一個不斷壯大的過程。

但是，絕對意義上的“內循環”既不可能，也無必要。產業鏈的全球整合可提高效率，創造巨大價值。并且，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產能，同時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要是此時放棄“外循環”方向的努力未免太過可惜。中美貿易摩擦并不意味著國際貿易再無拓展空間。相反，在當前的調整期，我們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到調整期的磨合過程中，才能在新規則和新框架的建立過程中擁有更大話語權。這既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利，也是我們作為世界貿易大國應有的擔當。尤需強調的是，國際環境越是不穩定，我們就越應該盡力與國際社會保持技術和創意方面的廣泛交流。切忌固步自封，只有交流和碰撞才能使我們向著更有創造力的方向發展。“經濟內循環為主”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期方向，不應該影響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

“內循環”的危與機

發展“內循環經濟”，最重要的是使國內的需求與供給更好地匹配。從供給方來看，我國各主要行業的供應鏈能力都越來越強。但在如半導體芯片等尖端領域，離自給自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我國企業的品牌力目前還遠遜于國際企業，這意味著我國企業滿足國內終端需求的能力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中國企業急需補上品牌能力方面的短板，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國內企業開始在這方面發力，也看到越來越多國產品牌的誕生和壯大。很多供應鏈企業也積極嘗試打造自有品牌，并誕生了諸如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戶連接制造)等創新性的商業模式，這些都是符合“內循環”發展要求的戰略調整方向。除了快速學習品牌運作的相關知識，與專業的服務商合作，企業家們還需要轉變投資理念，充分認識和了解全球化的現狀，謹慎擴大產能，特別是一些外貿依存度過高的行業，如電子和紡織等。同時，要更加重視研發和創新，敢于加大對無形資產如技術、人才、設計、品牌力、創造力等的投入。

要更加重視服務業特別是產業服務業的重要性。我國服務業盡管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仍遠低于國際發達國家的水平。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服務業的占比將繼續擴大。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有較為深厚的積累，完全可以在數字服務領域大展拳腳。以電子產品為例，我國在智能手機等領域的出貨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相關互聯網服務的市場占有率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提高產業服務能力，特別是發展數字服務相關產業，不但具有很強的市場和盈利空間，還可以進一步增強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加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

在國家政策層面，旺盛的國內消費需求是“內循環”的保障。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最好方式不是鼓勵消費，而是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釋放消費潛力。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好辦法，是促進蘊含有更多勞動附加值的企業和行業的發展。中小微企業吸納了城鎮中80%以上的就業，是服務業的主力軍，也是創造力的來源。它們的健康發展對于“內循環”經濟的順利運行至關重要。改善中小微企業的營商環境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利用多元的方法改善中小微企業的營商環境，創造相對平等的競爭市場，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疫情期間，政府對于面臨較大經營壓力的中小企業予以一定的資金支持，這是很好的政策舉措。而與政策本身同等重要的，是政策的穩定性、持續性。政策執行要杜絕“運動式”的做法。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實現“內循環”經濟，一定要繼續防止房價過快上漲。高漲的房價會大大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降低社會總消費需求，提高商業運營成本，分流生產性投資。在外需極其旺盛的時候，高房價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還不甚明顯。但在一個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體中，高房價一定會抑制生產性活動。即使房價走高會帶來短期的財富效應，長期必然會導致國家的經濟空心化和國際競爭力降低，乃至經濟的衰退。從目前的政策看，國家決策層面已經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并積極將資金通過股市、債市等金融渠道，引向生產性活動。

總之，全球化的階段性調整是其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有調整才可能有新秩序的誕生。經過過去幾十年的日積月累，中國已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龐大而有層次的市場，這讓我們站在了較高的發展新起點上。面對國際關系的新變化，我們要積極轉變認知，主動適應身份變化，充分發揮創造力，繼續加強技術能力和品牌能力，更好地滿足國內需求，并積極形成區域性國際貿易和技術合作，從而在新的起點上行穩致遠，在一個開放的環境和心態下，建立繁榮且可持續的經濟內外“雙循環”。(作者：白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