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要提供適合人口知識和能力結構的就業機會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然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當我們提起就業機會時，更多關注的是就業的數量，但從我這些年的觀察來看，光講數量遠遠不夠。因為每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都不同，實際上對就業崗位有各自的訴求。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應該也包括對就業需求的滿足問題。

隨著經濟和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國勞動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已經很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越來越多，他們對就業崗位的需求已經不再僅是滿足養家糊口，還關注個人的職業規劃、個人知識和能力的發揮。因此，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可能要考慮這一需求。有了這樣的需求，經濟發展能否提供適合人口知識和能力結構的就業機會?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要關注人口結構和收入結構的變化。

關于人口結構，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勞動人口的年齡問題，還需要關注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問題。從我過往工作中的觀察來看，一些國家和地區產生民粹主義的重要原因就與就業有關，勞動人口知識結構與勞動崗位技術含量結構存在錯位。在經濟結構變化當中，特別是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許多勞動崗位的技術含量，或者說對個人的能力要求和準入門檻實際上可能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國大公司主導的情況下，員工晉升的渠道基本上沒有。

此外，技術的發展讓好多人擔心低層級的崗位會就此消失，但我覺得并不會，反而會創造更多簡單的勞動崗位。即便是為我們提供高科技產品、服務和享受的科技公司，它們在創造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也應用了大量重復、簡單的勞動力。“碼農”一詞據說就是開發人員的自嘲用語，每天沒日沒夜做的就是簡單的重復勞動，而真正的高科技崗位是在此之上做設計或架構等，底層的開發實際上都是體力勞動。

這會產生什么現象呢?一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將對就業結構帶來變化。二是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收入增長卻基本停滯了。我們國內現在可能還沒有到這一程度，但在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已經出現了。例如香港暴發SARS的時候，大學畢業生進銀行的月工資大概是1.2萬~1.5萬港元，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還是1.2萬~1.5萬港元，但香港的物價、房租都在漲。也就是說，香港的中產階層在分化，而且是向下遷移的，這意味著貧富差距拉大了。

因此我認為，對于目前一些新社會階層的產生，在雙循環的形勢下要提前進行關注。對收入結構分化的問題，國家有關部門，尤其是專家和研究機構，應未雨綢繆、重點研究。

第二，要鞏固和發揮好我國產業結構齊全的優勢，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產業結構。

除了設定一些優先戰略性發展的產業和行業，地方政府在規劃中應當避免對傳統產業和行業進行行政性擠壓。過去，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并不是在市場中被淘汰，而是在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調整中被擠壓掉了，這實際上對多層次就業崗位的提供形成了傷害。

特別是縣域經濟，畢竟不可能全國每個縣都搞金融中心、基金小鎮、新能源、高科技、互聯網金融……相關行業的人才不可能去所有的縣域。因此，大部分縣域應該考慮讓市場去決定，讓企業家自己去投資，發展各類產業和行業，以滿足就業的多層次需求。

第三，普惠金融更多應該考慮普惠保險。

一般來說，提起普惠金融，大家就會想到貸款，但實際上普惠金融要更多考慮普惠保險，例如就業保險、醫療保險?？肯M金融不能提高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能是雪上加霜，反而應該是提供普惠保險。要讓低收入群體沒有后顧之憂，敢于花錢，樂于消費。

第四，要大力發展知識性的服務行業，增加高知識型、高智能型的就業崗位。例如律師、會計師、設計師、工程師等，這可能是雙循環中需要補的短板。

最后，我想簡單強調一下，我們在波動和穩定之間要考慮的是，讓政策、法規，尤其是執行政策、執行法規能夠保持穩定，讓市場去波動。

市場本身就應該是波動的，不是始終平衡的，但我們執行監管政策應該要穩定，要嚴格執行，不應該是變通執行。比如我們的一些監管政策和法律規定隨著形勢的變化做一些調整，這是應該的;但調整以后，執行當中必須是嚴格的。所以執行法規、執行政策不應該是宏觀調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觀調控的補充手段。只有這樣，我們的企業家才會有穩定的預期，可以去進行方方面面的投資，創造更多的層次豐富的就業機會。(作者:劉曉春)